一、质证的基本概念

　　质证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和参与诉讼的方式，作为一项当事人参与进行认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重要方法，就是指当事人双方采用询问、辩认、说明、质疑、辩驳等核实方式对各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辩的过程。

二、我国民事诉讼质证制度的基本现状

（一）质证制度缺乏操作性

　　我国现行有关民事诉讼质证的立法只有《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该规定只是解决了民事诉讼质证的法律地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章共用了16条(第47条-62条)规定有关质证方面问题。这些补充规定，虽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其也并没有完全解决质证过程的实际操作规程问题，特别是有关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关系与衔接问题。因此，立法的根本欠缺，是导致庭审中“局部质证、形式化质证和无序化质证”现象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质证模式不清

　　反映在证据制度的设置上，应当尽量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贯彻处分权原则和辩论原则。我国民事诉讼庭审方式的改革，尽管引进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技术性规则，但在某些具体规则及其配套措施的设置上又模糊不清，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地运作。引进“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实践中集中表现在对质证主体和质证对象的范围界定不明确：由于法官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那么，法官对其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否进行质证?当事人对此情况下又如何行使质证权?证人可以互相对质，该“对质”的性质是什么?证人是否可以成为质证主体?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应当如何定位?专家辅助人是否可以成为质证主体?有关规定对此是含糊其辞，范围不清。

（三）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流于形式

　　在举证时限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比较明确的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其中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规定强调了逾期举证将导致“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同时较为具体的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将证据交换与举证时限联系起来。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证据交换制度仅仅是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一项独立的制度。所以，对于相对简单的案件，法官往往就指定一个提交证据的最后期限，然后通知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到法院领取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就算是证据交换了。而对于相对复杂的案件，法官又往往要求在证据交换时直接进行质证。这样，都使举证时限与证据开示往往流于形式，致使质证根本无法深入进行。

（四）诚信原则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诚信原则，更无作为该原则体现的真实陈述义务等制度。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拒绝陈述，或者故意做虚伪陈述，并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据其他证据做出裁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较难追究。诚信原则的根本缺失，导致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质证过程中就是一味的否定对方的证据，对于证据的质证往往就是一句“不认可对方的证据”或者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对方的主张”等而无需说明任何理由。

（五）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

　　在我国，虽然在《民事诉讼证据中规定》中规定了证人必须出庭及法律后果，即对依法应当出庭的证人不出庭的，对其证言可不予认可。同时也规定了经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应当出庭接质询。但对不出庭鉴定的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导致鉴定人出庭制度缺乏强制力。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

（六）缺乏具体的质证规则

　　庭审方式改革前，法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主要是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经验进行审查判断。庭审方式改革后，如何规范、有序、高效地进行质证，就需要当事人双方在进行质证时共同遵守一些明确的行为规则——质证规则。而现行法对必要的质证规则又缺乏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导致质证的程序混乱，可操作性不强。这就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并有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对司法信赖的减弱甚至丧失。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质证制度的思考

（一）加强和完善证据立法

　　加强和完善有关证据立法，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或民事证据法典在我国已是当务之急。就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而言，证据规则贫乏，内容粗放，有关证据的规范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典及其他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据制度体系。由此导致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及质证程序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所以我认为考虑到诉讼证明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与证明方法以及从立法成本和技术的角度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应该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明确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原则

　　在处理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时，当事人的诉权是基础和前提，法院的审判权是为当事人行使诉权的需要而配置、启动和运行的，审判权的行使应当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行使为宗旨，这是市场经济对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完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法律应明确规定哪些证据属于“因客观原因当事人无法收集的证据”而由法院收集。

　　其次对于需要由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应建立当事人申请、对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制度。

（三）切实推进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交换制度的主要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争议焦点的整理和确定，使法庭质证能够围绕证据的证明内容和实质特征深入地开展。在现行诉讼体制下，确立“法官助理”制度，并由其组织庭前的证据交换等事务性工作更切实际一点。目前，在我国，虽然法官助理的制度尚处于构建探索阶段，但是建立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实现证据的整理、归纳争点和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此外，还可以设立一个庭前程序，来进行证据交换，并有利于促进案件的调解与和解。

（四）确立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和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随着诉讼观念的变化，在现代诉讼中，沟通与合作在诉讼中的意义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为权利而斗争”逐渐转向“为权利而沟通”。一些国家开始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真实义务和禁止权利滥用法理。诚实信用原则由此被引入民事诉讼法，成为评价诉讼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也应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诚信原则主要包括：诉讼欺诈的防范、权力或权利滥用的限度、遵守法庭规则、诚实陈述等，以维护和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

（五）全面规范和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1、规范证人传唤制度。

　　2、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权利保障机制。

　　3、确立鉴定人多元化体制，并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愿聘请鉴定人。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质证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需要统一、完备的规则，它的健全与有效运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需要证据理念的全面普及与提升，有待于法官、公诉人和律师的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更有赖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法制文化教育水平的全面发展。